王阳明提倡主体意识的本体化，从而把好色好利好名之心说成私欲昏蔽，主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这比朱熹来得更加彻底。

二程明确区分了性与情，指出性是理，是本。[27] 这就是内外合一，性情合一。

[35] 性是从心的形而上的超越的层面上说，情是从心的形而下的作用上说，必有体而后有用[36]，故有性而后有情。但是王阳明所谓性，不是别的，就是良知正因为如此，才有具体的人性。这是通过自我超越，达到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，即在有限中实现了无限，在相对中实现了绝对，故长久而不息，不以人的死生为存亡。故无论气清气浊，习于善则善，习于恶则恶矣[57]。

性固然是理，即道德理性，但是离了感性存在，道德人性也说不清楚。在张载看来，天地之性虽是善，但只有成性之后，善才能得以实现，成性之前还不能说是善。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。

这里包含着对个体情感意识感性方面的承认。气质之性来源于气化，情则来源于天地之性。这正是他的性情合一说的特点。[6]《深察名号》，《春秋繁露》卷十。

物所以感乎目，情所以动乎中，合之为大中，发之为至和。就是说，情之恶与性并无因果关系。

他所谓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[3]，既是讲美学情感，又是讲道德情感。[70]《邶风》七，《诗广传》卷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从古代人性论向近代人性论过渡的前奏。[63]《学言下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二。

[51]《语录》，《象山全集》卷三十五。终日穿衣，不曾挂着一丝布。只性为本，情是性之动处，情又几时恶？‘故者以利为本，只是顺利处为性，若情则须是正也。[62]《读易图说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二。

[17] 因物而迁者，既是性，也是情，性情并非两事，没有严格界限。周敦颐虽然有性为本体的思想，却没有明确提出性情体用之分。

何晏的有性无情说，就是圣人忘情，最下不及情[8]。[22] 引自《李觏集·与胡先生书》。

内有其情，外必有其物矣。首先，他提出性情相需、情物相需的命题，把性、情、物结合起来，阐明了主客体统一的思想。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虽有抽象和具体，普遍和特殊，形上与形下之别，但不是性情关系。性以发情，情以充性，始以肇终，终以集始，体以致用，用以备体。其次，他提出效动的观点，阐明了静以动为功，性以情为效的性情统一思想。[18] 说明感物而动者既是情，又是性。

[13] 性之所以成为善，因为它来源于绝对的宇宙法则，因而也是人的道德法则。妄情灭息，本性清明，周流六虚，所以谓之能复其性也[14]。

黄宗羲重新颠倒了这种关系，从现实的感性的人出发，以此说明人的本质和价值，从范畴学讲，这是从感性存在出发，说明其道德理性。[29] 所谓两忘，就是不必计较区分性情内外之别，顺其性情之自然，这样就不以应物为累了。

澄问：‘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，是性之表德邪？曰：‘仁义礼智也是表德。但他指出，情炽而荡，便能破坏其本性，甚者能梏其性而亡之，这叫情其性，即完全丧失理性。

[59] 所谓真诚恻怛之心，正是人的道德本能、心理情感，如孟子所谓恻隐之心。王阳明把这些本能或情感提升为心本体，说成当下具足、不须假借的天然自有之中，实际上正是以情为性、性情不分。良知是自觉的道德理性，也就是完全的自觉。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，自然明觉发现处，只是一个真诚恻怛，便是它本体。

故外有物，内可有其情矣。二是性无所谓善恶，更不是性善而情恶。

[16]《答李诩第二书》，《欧阳文忠全集》卷四十七。[55] 这说明，王阳明比朱熹更加强调心、性、情的统一。

性情相需者也，始终相成者也，体用相涵者也。总之，性情范畴是理学人性论的重要内容。

情则是感性的、经验的，人人可以感知到的。刘宗周的性情合一说，虽来自王阳明，却又不同于王阳明。朱熹对情的分析，已涉及这些内容。要使喜怒中节，还要在发用之情上用功。

[66] 这里，情被规定为人的心理情感，虽是道德情感，却不是来源于道德本体，而是人心本来所具有的，性则是根源于情而后起之名。若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先，另有源头为仁义礼智，则当云心根于仁义礼智矣。

由于它片面向情感方面发展，因而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发展。[67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《读四书大全说》卷八。

因此，首先要体察性本体，要识得头脑处。陆九渊是性情合一论者，他所谓情性、心才，都只是一般物事，只是言偶不同耳[50]，足以说明，他是主张性情合一的。